来源：澎湃新闻
10月8日晚，安妮·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国内，译林出版社和独立出版品牌新行思是安妮·卡森作品中文版的主要出版方。2021年，新行思签下安妮·卡森五本作品的版权，其中，编号限量版本的《夜》已于今年六月出版，另外几本还在推进或翻译过程中。
安妮·卡森获诺奖当晚，新行思限量2026套发行的《夜》迅速售罄。新行思公众号在次日的推文中宣布将以不编号的形式加印《夜》。但这一决定引起部分网友的反对——他们认为限量版的承诺不应被打破，加印会使已购买限量版《夜》读者手中藏书的稀缺性贬值。
10月9日晚，新行思的公众号“新行思 NeoCogito”在《太过深重的经验，有时不忍谈论｜《夜》活动回顾（下），以及关于不再加印的说明》推文中颇具自嘲精神地回应：“几乎时刻濒临绝境的我们，在得知‘好消息’后，如同范进中举，头脑发热，操之过急地宣布加印。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钱从何处来，属实穷疯了。加印的消息，给此前买书并信任、支持新行思的读者带来了困扰和失望，我们由衷地感到抱歉。重点是：我们决定还是不加印了。”
10月9日当晚，澎湃新闻专访了新行思品牌的创办人杨全强——人称“杨师傅”，他讲述了这家小出版社的生存状态，以及《夜》从出版到加印风波的全过程。
而就在10月10日傍晚，新行思公号推送了一篇《黑心商人押中诺奖反复横跳，穷鬼品牌战略撤退游击做书｜新行思读者开放日预告》的公号文，文章迅速在圈内刷屏破圈。文章带着乐观主义的自嘲、无奈和心酸，也让圈外人看到一家小图书出版机构生存的不易，即便他们刚刚“中”了诺贝尔文学奖。
六个人，四年，一百多种书
先从新行思这家出版品牌聊起。
杨全强是一位做书做了三十余年的老出版人，业内人称呼他为“杨师傅”。这三十多年，杨师傅合作了多家出版社，用了多个出版品牌。
2021年前后，杨全强成立了“新行思”这个出版品牌，杨全强说，新行思的起点很简单：“几个人在一起，还想好好做几本书，看看大家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种热情和投入，好好干活、好好活着。”他提到，团队的成员大多是80、90后的文科生，“大家还愿意奔着出版这点所谓的灵光而来”。
新行思创办的这四年间，一共推出110种左右的书，目前团队仅有六人。杨全强称，“在这个流量平台对于中小出版品牌的压榨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的当下”，新行思“一直都比较艰辛，我们六个人，实力也不强，也没什么家底，每一本书多卖500册、1000册，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利好。”
没有雄厚资金的小本经营，杨全强说“一本书能加印，能卖八千到一万，我就觉得很不错了”。他列举了几本销量过万的书：《小说机杼》已加印到三万册，《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我不想保持正确：拉图尔对塞尔的五次访谈》、《尼采与哲学》、《我该如何写作》等书，总印数都到了一万四千册。
新行思的出版主要集中于文学和社科两个领域，杨全强说：“我们不可能像大出版社那样按部就班地成体系推出新书，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判断努力去找，能找到谁就找到谁，能买到谁的作品就做谁的。”
新行思现在的办公室
《夜》：奇异漂亮、但并不好做的艺术书
安妮·卡森一直高居诺奖赔率榜，让人很难忽视。杨全强说，新行思也十分推崇安妮·卡森的作品，大概从两三年前就开始系统梳理她的作品，“传统的外国文学出版社资源太多了，他们可能对于个别作家就没那么重视，我们中小型出版品牌承担了一种给这些大社做补充的角色。”
《夜》在安妮·卡森的作品序列中很突出，这是一本非常有设计感的艺术书。2000年，卡森的哥哥在异国他乡离世，为悼念亡兄她制作了一册“手账”，将家书、旧照片、手稿、剪报、词条与散文诗拼贴在一起，这本书被设计成一个灰色书盒，内部是一套展开长度达26米的风琴折页，读者需要逐页展开，才能阅读其中的文字和图像。
2021年，杨全强当时尚且不叫“新行思”的团队签下了安妮·卡森五本作品的版权。在推文中，新行思的编辑们生动地写道：“《夜》的原版样书放在会议室桌子上，我们轮流去摸样书，啧啧感叹：‘真奇异，真漂亮，这书也敢买，咋做出来？’当时的预感是，五本书里，这本就算能出，也得放到最后。”
只是各种机缘巧合下，《夜》成了五本书中最早出版的一本。杨全强说，这本书的中文版本基本复刻了原版设计，授权方对复刻的要求很高，“包括材料的板子厚度、标志、装订方式，需要特别有经验的印厂来做，编辑的工作是要盯住各种各样的数据，在交流过程中不要出现差错，设计师则要全程盯打样、看效果，保证它不走样。”
中文版的《夜》在今年三月开始预售，半年的时间卖了1600册，诺奖宣布的当晚，剩余库存很快被抢购一空。
《夜》的中文版本
基于市场判断，定了2026
由于设计和印刷都非常复杂，中文版《夜》的价格并不低，定在238元。
对于《夜》的首印该印多少本，杨全强说，综合考虑制作工艺、成本、以及诗歌图书相对有限的市场规模，新行思最初决定限量发行2026套，每套均有独立编号。杨全强，团队也讨论过2000、1500、2500、3000这几个数字，“一开始我提的是印3000本，但同事没有信心，后来就说2026，讨个口彩。”
《夜》决定印2026本其实是做书三十年的杨全强基于市场的判断，杨全强说，他本人并没有囤积居奇或者故意制造饥饿营销的意图，他预测，“如果不得诺奖，卖到年底或明年上半年，差不多也就卖完了。”《夜》新行思主要通过出版方自营渠道和独立书店销售，没有大规模进入主流电商渠道。
在“新行思NeoCogito”公众号推送的文章中，杨全强的下属们对于《夜》补充了更多很有活人感的细节，她们称：“安妮·卡森、安吉拉·卡特、詹姆斯·伍德、《柯本日记》等等这一系列选题，都是在接下来两三年里一个一个刨坟般刨回来的。”
虽然卡森是诺奖热门候选人，但出版行业的人也非常清楚，这样一位在诗中大量化用西方古典，被很多读者评价深奥而晦涩的诗人的作品，并不好卖。“我们不比友社的编辑高明，只是我们这边，不仅不毙这类所谓‘开卷数据不好’的选题，领导还带头做得起劲呢。……冷门诗人，就算能出，印量三四千，被迫长年5折以下甩卖，做一本赔一本，不稀奇吧？”新行思的小编们不吐不快地说出一些真相。
为了卖掉《夜》，新行思的编辑们在公号中说：“我们十分饥饿，不得不营销，谁家好人喜欢搞噱头、做营销，哪个编辑不爱看稿喜欢写广告页。……读者花钱买的，不喜欢，骂几句也没什么不对。也有人拆封翻了翻，反手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也从不在后台询问，都直接点通过。那一堆退回来的书还堆在我们门口架子上。楼管天天来查，说你们这里堆放了易燃品，赶紧收走，并查抄了我们的烟灰缸。”
综合杨全强和小编们的说法，《夜》推出编号限量版，的确有某种找一个噱头多卖几本的意图，但结果是，安妮·卡森没得诺奖前，它像一般的诗集一样不温不火，在诗歌或者艺术书爱好者的小圈层中按照其应该有的命运慢慢地销售着。
风波始于“永不加印”的承诺
在推荐《夜》时，新行思的措辞中使用了“永不加印”这样的承诺。
杨全强在与记者复盘时说，这个承诺在营销措辞上考虑得不够周到，“我们话说的比较满，这个我们得认”。但杨全强也在反思，这种永不加印的姿态显然不是面对作者该有的态度，会给人家一种“我的书签给你，还让你这样拿捏我”的一种不好的感觉，此外，如果有馆配渠道感兴趣，“我们也商讨是否可以再印一批，专供馆藏，毕竟我们出书的初衷就是让它被更多人看到。”
在安妮·卡森得诺奖后，大量新读者涌入新行思的自营店，希望出版方加印；不少读者提出折中方案，可以推出不带编号的普通版本，满足大众阅读需求，又不损害第一批入手限量编号版读者的权益。新行思原本计划采用第二种方案，于是在公号推文中宣布加印，但这一决定很快引发了部分读者的激烈反应。
经过权衡，新行思最终给出结论：决定维持最初约定，不再加印《夜》。官方解释是，受版权与制作条件限制，无法简单拆分“限量编号版”和普通无编号版本，没有稳妥方案保护首批购买者的权益，因此选择信守出版之初的承诺。
杨全强坦言，加印带来的经济收益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就算再卖2000本，也就三五十万的现金流，刨除成本，毛利也没多少。”他说，如果真的加印，也不会一下子印很多，最多也只是印1000本，先看看销售情况。
在《夜》的事情上，杨全强说基本上就到此为止，愿赌服输，短期不会加印，他提到，新行思还有四本卡森的书在走流程中，“我们会尽量争取这个月都能出三本，还有一本在翻译中”。
“一些为生存下去的挣扎而已”
采访中杨全强还是保持着某种理性克制，他谈起近年来图书行业流行的限量版、刷边、众筹、创意周边等玩法时说，这些潮流“新行思”也都玩过，但在他看来，“都是一种为了生存所做的挣扎”。
“我觉得出版的状态，或者说这个行业的状态，不应该是这样。”他自己感觉这些事情都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出版的初衷，他本人对这些也并不关心。他说自己不是一个藏书人，“看完了喜欢的就留着，不喜欢的就处理掉”。
编号限量版为什么会出现，作家、编辑朱岳的一则评论道出真相：“目前产品是按照‘生产创造需求’这个逻辑在制造。所以普遍生产过剩。这个逻辑显然对高门槛图书，小众纯文学不适用。但是我们还是一直以这种方式在造码洋。这样就得依靠平台的流量和折扣来刺激需求，继而形成消费习惯，出版方和作者利益都没保证，而且文化变得很廉价，作者、编辑丧失尊严，然后恶性循环，长期下来这个系统肯定会崩塌。限量版实质是通过内容、品质和稀缺性来刺激需求，而不是通过流量和折扣（也就是贬值）。只要印量合理也不会造成囤积居奇现象。卡森的书是特例，不过这次守住原则也就是块‘限量版’的金字招牌。”
再说回到整个出版行业，杨全强说：“我们跟出版社合作，依靠出版社来发行，出版社跟流量平台有复杂的结算关系，最终我们的空间被压得不能再压了。”他算了一笔账：一本三五千册的书，预付版税加上翻译费差不多百分之十二、三，纸张和硬装至少百分之十，这就接近百分之二十五，“还有排版设计、人工，你说我还有空间吗？”他提到，有的出版社要求五折供货，“我们的利润成本都不够”。
他也感慨：“流量平台对中小出版机构的压榨和摧残，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不管你死活，你死了他敲另一家。”杨全强认为，“如果一个行业有良好的定价和结算体系，知道一本书卖多少，我有多少现金流，一切都在掌控中，行业肯定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是完全没法控制。”
加印风波中，新行思最终信守了不再加印的承诺，但从这个事情中窥看整个行业，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押中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真能有大获全胜的欣快和别人以为的一夜暴富，书仍旧按部就班地出，出版社现金流的涓涓细流还是有断裂的风险，杨全强说，“理想的状况是，作家不得任何奖项、图书不做任何花里胡哨的包装和营销噱头，我们仍能很好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但在当下的出版环境中，这显然已经是某种奢望了。
一篇刷屏自黑公号文
整个风波中，杨全强的团队基本都保持着一种乐观和自嘲精神。
10月10日傍晚，新行思公号推送了一篇《黑心商人押中诺奖反复横跳，穷鬼品牌战略撤退游击做书｜新行思读者开放日预告》的文章，回顾公司从“行思”到“新行思”的无奈过程，中间甚至还有仲裁讨薪的曲折。在2022年从原公司脱离后，团队四处寻租，最终租到一个商住两用的办公室，和做美甲推拿纹身的商家成为邻居。
在这篇公号文中，公司资金永远“捉襟见肘”是一个主题，他们自嘲：
我们做了好几年诺奖大梦，如今事实证明，得诺奖了，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贫困又要脸，我们冲动又羞惭，我们一时理直气壮，一时又哑口无言——最后还是没有钱。有人觉得我们又当又立，也又人觉得我们活着就是奇迹。我们是什么呢，说到底，我们是世上的大野鸡。
卡森获诺奖，并不会真的天降横财，但书能顺利出了，这就是大大的好事。书出了就有现金流，就能付账单、版税、翻译费等等，这才是长久之计。出版是为了继续出版，钱不落袋但生生不息。
从这种“大野鸡”精神也看到整个团队对图书的热爱。记者翻到半年前他们做的迄今唯一一期小宇宙播客《编辑部围坐读差评：“太贵！还好我是三折买的”》，编辑分享一些近期读到的差评，令人捧腹大笑。但他们也说，“我们有自己的选择和坚持，对自己出的书肯定是认可的，但我们也十分尊重读者打差评，毕竟我们自己也是读者。”他们也期待自己的书能有更多的读者。
但“一年前就快断粮了”，团队为了省钱，决定今年（2026年）就退租，此后打游击做书。“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好运，也没能改变即将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结局。
所以，《黑心商人押中诺奖反复横跳，穷鬼品牌战略撤退游击做书｜新行思读者开放日预告》一文最后，欢迎读者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还剩不少样书，还有办公桌、会议桌、绿植等等，都可前来选购。”他们还预告了读者开放日活动。（具体时间地点可以去看这篇公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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